做官黑白拂:官吏(官客宮)意識形態欺騙自己的良知使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腦控全由不肖官吏所為,並且結合外國的神祕陰謀組織,並且各種利益掛帥而傷害百姓...

做官黑白拂:官吏(官客宮)意識形態欺騙自己的良知使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腦控全由不肖官吏所為,並且結合外國的神祕陰謀組織,並且各種利益掛帥而傷害百姓...

 

做官黑白拂:官吏(官客宮)意識形態欺騙自己的良知使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腦控全 由不肖官吏所為,並且結合外國的神祕陰謀組織,並且各種利益掛帥而傷害百姓。國外腦控組 織已停止但這些官吏卻用手段殘害百姓身體為樂,並且製造各種類同電擊的設備用於無辜百姓,用改編理由系統查續騷擾受害者,原因就是『意識型態』作祟,高舉 『中華民國』就可近一步的進行白色恐怖。這些犯罪資料各國都有留存,希望不畏威脅快點公佈...

貪官固然可惡,酷吏才更可怕在改革的過程中,各種從政府機構分化出來的壟斷性特殊利益集團,憑借其在 傳統結構中所擁有的資源優勢,正在惡性發展,導致彌漫性的腐敗,並已成為社會之瘤。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 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

在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沒 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于統治者壟斷了全部作惡的權力。一個通過“打黑”消滅了豪強的社會,只是讓一個個民眾直接面對更強大的統治者的全面 鉗制,更加無還手之力。酷吏打黑除惡一時,卻讓惡的制度長命百歲。更何況酷吏絕不是依法辦事的人,絕對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飯。沒有來自民眾 的約束,只對主子負責,酷吏們哪里還會遵循法條,哪里還顧得上程序正義呢?

酷吏的政績大都相當突出,尤其善于強化治安,但大多是排除異己。酷吏投機,這條路也不是那麼好走的。 雖然他們在官場常能平步青雲,但最終的結局往往很悲慘。皇帝主子經常要把他們拋掉,來假裝好人。酷吏們追求用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手段來妄圖解決社會失範的 問題,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為,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也自然解決不了問題。

真正的法治,是以維護權利為本,而酷吏的嚴刑峻法,本質是為了鎮壓。酷吏之酷,絕不為紓解民困,而是 為了取悅主子,酷吏“打黑”,說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滅地方小流氓罷了。社會的繁榮和穩定的根本在于設置一個相對公正的制度,要盡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 和財富,這才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切實可行的辦法。穩定的根本在于減少社會矛盾,而不是無視矛盾,靠暴力酷刑維持。僅僅靠強力,靠刀架脖子︰“舉起手來,不許 動”,這樣的穩定,縱有一點效果,也是暫時的。

酷吏這個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質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錘擊豪強宗室,其實是 為了維護最高集權的意志獨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他們同樣對民實施暴政,扒房、拉豬、牽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 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樣收拾妥帖千千萬萬的納稅良民。

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機,自欺欺人。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 則要靠「克理斯瑪」(charismatic)型的人物的出現與領導。社會中主要階級的意識形態被提出予社會的所有成員,使統治階級的利益顯得就像是所有 人的利益。意識形態是對人、社會及人和社會有關的宇宙的認知與道德信念的通盤形態。它與「看法」、「教義」與「思想系統」不同。不過,這些不同往往是程度 的不同。意識形態的特色是:它對與它有關的各種事務都有高度而明顯的「系統性」意見(此處「系統性」並不蘊涵「正確性」);它往往要把系統中的其它成份整 合於一個或幾個顯著地價值(如:平等、解放、種族純粹性等)之下。就這樣,它往往是一個封閉系統,對外界不同意見采排斥態度。從內部來看,它一方面拒絕自 我革新,另一方面,要求追隨者絕對服從,並使追隨者覺得絕對服從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現。

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離現實的傾向,製造假象,變成祭祀的儀式。意識形態很講求實用,但有時則冠冕堂 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與開脫。它既面對芸芸眾生也面對在天之神。它是一層面紗,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的心態。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小 商販們用對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的熱情來掩飾他對失業的恐懼;官僚們用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詞藻來掩飾對權力的貪慾。意識形態開脫和障眼術的根本功效是向後極權 社會內的支柱和受害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制度是與人類和宇宙的法則諧調一致的。

台灣社會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社會中,公眾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 這樣的社會裡,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用假象代替現實的傾向。但極權社會(例如前蘇聯社會)沒有這種糾偏的辦法,無法阻止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的趨勢。這樣 就逐漸導致了後極權社會里的現狀: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儀,只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

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借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 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 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 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像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

特殊利益集團在轉型期的表現有以下三種形式:以公謀公、以公謀私、官商勾結。
一般情況下“特殊利益集團”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壟斷性,那就是幾個托拉斯集團壟斷一個行業,左右市場價格。
二是排他性,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掠奪和損害別人特別是廣大百姓的利益。
三是狹隘性,過分強調自身利益,為了實現自身利益不惜破壞公平正義、社會和諧。

Mind Control 又稱心靈控制,與洗腦有相通之處。通常指團體或者個人用一些非道德的操縱手段來說服某人按照操縱者的願望改變自己,這種改變通常給被操縱者帶來損害。民眾誤以精神病遠離之,腦控系統孤立他,欺與騙,他是被害者得不到社會關懷與幫助,這是系統恐佈之處,而一般民眾處理的態度--怎麼可能、我感受不到、你瘋了..,

官吏面貌:
官:双面好,趕,上高官,毀人一生,領賞,拿賞,看賞,共賞,分賞。
客:双面刀,喀,財會學,害人一生,免跪,免講,免哀,免號,免吠。
宮:双面鬼,芎,警公黨,實驗至死,免哭,免扣,免到,免耗,免抝。
 
官吏作為:
(得利假哭),私下害人,玩得爽快,
媒體面前假哭變優勢----白色恐怖的隱身者或害人系統的擁有者,變成最大得利者。(原先『王』哭囂猴狗不會停止哭囂猴狗,爆露明暗皆殺人)
 
(掮爭權錢),權錢殺人,力爭上游,
腦控實驗囂張用跋扈----掮客恐怖的執行者或害人系統的使用者,變成最狠殺人者。(原先『官』囂猴狗威脅實驗變哭囂猴狗,一直明暗皆殺人)
 
(實驗鬼怪),鬼祟理由,怪來怪去,
腦控扭曲剪接換行為----人腦恐怖的交換者或害人系統的交換者,變成最惡實驗者。(原先『客』猴狗腦控實驗一直哭囂猴狗,天天明暗皆殺人)
 
(實行腦控),公開害人,敬賊緊賊,
腦控發送藥毒是免費----社會破壞的犯罪者或害人系統的施行者,變成最毒變態者。(原先『宮』猴狗腦控實驗一直哭囂猴狗,隨時明暗皆殺人)

酷吏(百度百科)
摘自:百度百科
酷吏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也是其犧牲品,皇帝用酷吏,是為了維護專制政治之威;殺酷吏,也是為了維護專制政治。酷吏的好處:
首先,酷吏專門和豪強做對,用今天的詞就是熱衷“打黑”。
第二,酷吏的政績大都相當突出,尤其是善於強化治安。
第三,酷吏不僅“能干”,而且大多相當清廉。
因為替主子出頭賣命,酷吏的官運一般都相當好,經常越級升遷,深得皇帝喜愛。說白了,就是一種政治投機罷了。不過,酷吏投機,這條路也不是那麼好走的,雖然他們在官場常能平步青雲,但最終的結局往往很悲慘。皇帝主子經常要把他們拋掉,來假裝好人。

以「維基」精神解除貪官酷吏的道德「危機」
NowNEWS2010年7月22日 01:24 程傳,筆名,新竹,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
繼台中警紀問題之後,高院法官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收賄醜聞,高院院長黃水通立即請辭,司法院院長賴英照則請辭獲准。為貫徹肅貪決心、回應民眾反貪期待,馬總統立即宣示在行政體系設立「廉政署」,以重振政府的廉能倫理;這項遭爭議擱置多年的「廉政署」方案,隨即引發朝野議論紛紛。
相信在精神意義上,國人都能認同「廉政」的訴求,畢竟「禮義廉恥」乃國之四維,早在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就訂定為全國各校共通的校訓。曾幾何時,四維已快被氾濫的功利主義消融殆盡,操作國家機器的公僕,品格道德上焉者猶能把握「身在公門好修行」;下焉者則無畏於「一世官、九世牛」的官場現形記。
姑且不論設立「廉政署」的政治操作意圖與手法之良窳;在實質意義上,目前政府的組織與制度離國父五權憲法的共和理想,的確都還有許多成長的空間。但是我 國司法及其它陳疴的真正根源並不在組織、也不在制度,而是依法落實的程度以及相關人員的素養與心態;另一方面,社會上、公僕間、司法界若競相追求功權名 利,當「笑貧不笑娼」已逐漸蔚為風氣,司法不容懷疑的「皇后貞操」當然就不需要有所顧忌。試問有多少人「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又有誰具備「許由洗 耳」的高風亮節,懼聞作官如洪水猛獸?多少公僕能學習門諾醫院的黃勝雄院長,放棄在美國的一切,回台灣服務是為了買自己的靈魂?

八八水災、死刑爭議、大埔強徵農田…等一連串的危機處理,顯現馬團隊嚴重忽視民意、反應不夠敏銳;許多問題都是在強大的民意、民怨、輿論下才勉強行動、轉彎。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早經各界點名、監院糾舉、聲名狼藉、惡名昭彰的惡檢酷吏,卻仍繼續升官發財、逍遙法外;放著現成的公務員考績法與懲戒法不用,疊床架屋的廉政署又如何取信於民?而鄉愿、相護、共犯的法務部早就該打二十大板了,哪還有貞操肩負廉政署的重任!
信心低落的檢察官也早該好好地被檢察一番,讓他們指揮廉政署辦案要民眾如何放心?此外,馬政府難道不知道某些行政機關驕縱傲慢、侵犯凌駕司法權、監察權、立法權、甚至其他行政權,引來民怨深深?與廉政署性質雷同的政風單位及監察院又為何功能不彰?是不是缺了尚方寶劍?

無可厚非,也不能太過苛求馬總統,廿一世紀天災人禍頻傳已成全球共業,各國領袖皆焦頭爛額,幾乎找不到一位是「當得好」或「好當的」。除非聖人再世,國人實在無法過度期待,會有一個造福人民、豐功偉業的大有為政府。台灣有更大的歷史包袱,政黨無論怎麼輪替,總統或閣員怎麼更換,民眾似乎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值得借鏡取經的是,前美國總統雷根在就職典禮演說中點出:「美國的危機是,政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政府自己就是問題。」所以他把解決之道的眼光投向人民,終於帶領美國走出衰退的陰霾,並獲得全球領袖的稱譽,他的謙卑與遠見實在值得馬總統學習。
顯 然朝野立委對廉政署目前版本的設立都有不同疑慮,期許馬政府及國人都能認清,台灣的希望在於「人民偉大的自覺力量」,於和艦案遭受司法迫害的聯電榮譽董事 長曹興誠先生,大聲呼籲「司法外包治無能」是有道理的。所謂「禮失求諸野」,政府何不謙卑多向民間「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請益,與深諳如何掌舵的企業領袖 交換經驗,仿照「維基」百科Wikipedia自由、開放、分享的精神,由超越黨派的民間領袖號召公民自覺的力量,以建言、督導、陪審、仲裁等方式協助政府的廉能運作,才能有效解除台灣劣質公僕一再引爆的道德「危機」。

古代酷吏"打黑"往事 比貪官們更可怕的制度之惡
取自:http://news.backchina.com/2010/1/29/big5_74951.html
古代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們寧要貪官,不要酷吏。這又是為何?在他們看來,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
在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于統治者壟斷了全部作惡的權力。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來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處︰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點是專門和豪強做對,用今天的詞就是熱衷“打黑”。 漢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親貴。做濟南太守的時候,到任就捕殺閑氏首惡,摧折濟南豪強,權貴們都不敢正眼看他,稱其為“蒼鷹”,對他是又 怕又恨。張湯更是專治諸侯王,誅戮富商、大姓、豪強,自然也是其強項。王溫舒治廣平的時候,大肆“打黑”,捕殺“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至流血 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殺得“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二,酷吏的政績大都相當突出,尤其善于強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濟南“郡中不拾 遺”。他守邊的時候,匈奴害怕,不敢進犯,被稱為“戰克之將,國之爪牙”。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時“道不拾遺”、趙仲卿主持屯田時“收獲歲廣,邊戍無饋運之 憂”,王溫舒做廣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盜賊不敢過境,及做上河內太守,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夜里連狗叫聲都听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僅“能干”,而且大多相當清廉。郅都從不收禮,在任的時候不拆私信。張湯死後遺產不到五百金,王溫舒甚至連五十金都沒有。隋朝的厙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余財……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 ”。
這樣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這麼一說,恐怕很多人會心向往之吧?可為何在古代,從官方到民間,一直都大力批判這種酷吏呢?對酷吏的批判貫穿儒家政治學說的始終,到底是古人糊涂還是今人腦殘?

古人批判酷吏,一來是因為其手段太殘酷,但更重要的是,不僅其手段殘酷,而且殘酷之後,也換不來太平繁榮,反而把社會搞得更糟!這又是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詞的是司馬遷,他專門做了《史記‧酷吏列傳》,對酷吏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後來司馬光也批評漢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後漢書》的作者範曄對酷吏的壞處一句點破︰“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意思是說,酷吏們追求用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手段來妄圖解決社會失範的問題,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為,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也自然解決不了問題。
社 會的繁榮和穩定的根本在于設置一個相對公正的制度,要盡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財富,這才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切實可行的辦法。穩定的根本在于減少社會矛盾,而 不是無視矛盾,靠暴力酷刑維持。僅僅靠強力,靠刀架脖子︰“舉起手來,不許動”,這樣的穩定,縱有一點效果,也是暫時的。

酷吏嚴延年任河南太守時,為了數威,各縣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數里,一時間野無行盜,庶幾太平。然而沒過幾年,更多的人鋌而走險,盜賊蜂起。朝廷也逐漸反思,好用酷吏之風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僅酷吏解決不了問題,就算是“酷皇”出馬也是白搭。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苦,對于官員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想通過空前嚴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規定官吏貪贓額滿六十兩的一律斬首示眾,並且剝皮實草。他還屢興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恆貪污案,牽連被殺的就有萬余人。但結果如何呢?明朝貪腐有增無減,幾乎成了中國古代史上貪腐最嚴重的王朝。
如果一個社會的民眾,長期遭受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侵害,確實渴望有鐵腕青天的出現,用嚴刑峻法來盡快終結那種失範的現狀。這或許正是亂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

但千萬不要天真地認為,酷吏的嚴刑峻法就是“法治”。真 正的法治,是以維護權利為本,而酷吏的嚴刑峻法,本質是為了鎮壓。酷吏之酷,絕不為紓解民困,而是為了取悅主子,酷吏“打黑”,說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 消滅地方小流氓罷了。酷吏這個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質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錘擊豪強宗室,其實是為了維護最高集權的意志獨尊,替 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他們同樣對民實施暴政,扒房、拉豬、牽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樣收拾 妥帖千千萬萬的納稅良民。
古代的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們寧要貪官,不要酷吏。這又是為何?在他們看來,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民眾只能三緘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 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于統治者壟斷了全 部作惡的權力。一個通過“打黑”消滅了豪強的社會,只是讓一個個民眾直接面對更強大的統治者的全面鉗制,更加無還手之力。
“打黑”之後,小民們或許能夠得到一點好處和安寧,但那只是短暫的。酷吏打黑除惡一時,卻讓惡的制度長命百歲。更何況酷吏絕不是依法辦事的人,絕對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飯。史書記載,酷吏周陽由“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王溫舒縱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沒有來自民眾的約束,只對主子負責,酷吏們哪里還會遵循法條,哪里還顧得上程序正義呢?

因為替主子出頭賣命,酷吏的官運一般都相當好,經常越級升遷,屢廢屢起,深得皇帝喜愛。張湯就是因為替漢武帝屢次清除諸侯豪強而深受武帝信任,升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僅次于丞相。還 有尹賞,他起初任縣令,犯“殘賊”罪免官。但後來又很快被重新起用為鄭縣令。後來因首都長安治安惡化,尹賞被任命為長安縣令,皇帝賦予其“得一切便宜從 事”的全權。不久,尹賞升為江夏太守,因為誅殺盜賊及吏民太多,又坐“殘賊”之罪免官。後又因為“南山群盜起”,尹賞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輔都尉,不久再升 一級。
這也是古代酷吏頻出的原因,說白了,就是一種政治投機罷了。
不過,酷吏投機,這條路也不是那麼好走的。雖然他們在官場常能平步青雲,但最終的結局往往很悲慘。皇帝主子經常要把他們拋掉,來假裝好人。不僅郅都、張湯、嚴延年都無善終,漢代十幾個著名的酷吏,沒被殺的僅有趙禹、楊僕等兩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紹之、毛若虛等幾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沒逃脫斬首誅族的下場。
酷吏“打黑”,別迷戀它,它只是個傳說。

意識形態(維基百科)
取自:維基百科
意 識形態(英語:Ideology,希臘文:ἰδεολογία, 意為「理念(德語:Idee)或想像(德語:Vorstellung)的學說」ἰδεο(形象)與λογία(學說)。中文也譯作「意識型態」;周德偉先 生譯作「意理」;林毓生先生主張音譯意譯合一,譯為「意締牢結」,以避免對「意識形態」望文生義的附會)有兩種具有本質性區別的涵義:
當視其為一種無價值偏見(wertfrei)的概念時,意識形態是「所有政治運動、利益集團、黨派乃至計畫草案各自固有的願景的」總和(參見:政治意識形態)
卡爾·馬克思所理解的意識形態是一幢爲了欺騙和使權力關係具有合法性的建築,馬克思也稱其為「上層建築」。
在日常用語裡,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個由理念、想像、價值判斷與概念組成的系統,也可看作是世界觀的同義詞。

概念理解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
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的觀點
意識形態是對人、社會及人和社會有關的宇宙的認知與道德信念的通盤形態。它與「看法」、「教義」與「思想系統」不同。不過,這些不同往往是程度的不同。
意 識形態的特色是:它對與它有關的各種事務都有高度而明顯的「系統性」意見(此處「系統性」並不蘊涵「正確性」);它往往要把系統中的其它成份整合於一個或 幾個顯著地價值(如:平等、解放、種族純粹性等)之下。就這樣,它往往是一個封閉系統,對外界不同意見采排斥態度。從內部來看,它一方面拒絕自我革新,另 一方面,要求追隨者絕對服從,並使追隨者覺得絕對服從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現。
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則要靠「克理斯瑪」(charismatic)型的人物的出現與領導。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馬克思提出一「下層建築/上層建築」(base/superstructure)社會模型基 礎指社會的生產方式,上層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形成,並組成那社會的意識形態,或如它的法律體系、政治體系和宗教。對馬克思來說,下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決定著 超結構,因為統治階級控制著社會的生產關係,社會的超結構便取決於如何是對統治階級最為有利的。因此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便有巨大的重要性,因為它混淆著從 本質疏離的(alienated)群體和可產生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例如商品崇拜(commodity fetishism)。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認為其予經濟因素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太大的重要性。
社會中主要階級的意識形態被提出予社會的所有成員,使統治階級的利益顯得就像是所有人的利益。盧 卡奇(Gyorgy Lukacs)形容此為統始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投影(projection of the class consciousness),而葛蘭西則推進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來解釋何以工人階級中的人們對自己的利益可有錯誤概念。
資本主義中意識形態的主要形式(依時間前後排列)有:

古典自由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
新自由主義
而它們相應於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
廣泛階段(extensive stage)
密集階段(intensive stage)
當代資本主義(contemporary capitalism)
馬 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再造工具的看法,是很多理論和理論家的重要的試金石,如知識社會學理論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貝爾(Daniel Bell),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等。然而,曼海姆嘗試把「完整」但「獨特」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概念進至一「普遍」而「完整」的概念,承認所有從社會生活而來的 意識形態(包括馬克思主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廣泛地發展了這個觀念。

後現代思想家們所理解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們與現實的實質輕易地脫離。作為一種「超個人」的與客觀的武器庫(馬克思語),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機,自欺欺人。意 識形態很講求實用,但有時則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與開脫。它既面對芸芸眾生也面對在天之神。它是一層面紗,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 的心態。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小商販們用對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的熱情來掩飾他對失業的恐懼;官僚們用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詞藻來掩飾對權力的貪慾。意識形態 開脫和障眼術的根本功效是向後極權社會內的支柱和受害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制度是與人類和宇宙的法則諧調一致的。
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樑來開脫和提供借口,跨越社會制度與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極權通過信息封鎖和宣傳壟斷,使其控制範圍內的大多數的人們生活在被意識形態所包裹的虛假的生活之中。
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離現實的傾向,製造假象,變成祭祀的儀式。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社會中(例如台灣社會),公眾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裡,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用假象代替現實的傾向。但極權社會(例如前蘇聯社會)沒有這種糾偏的辦法,無法阻止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的趨勢。這樣就逐漸導致了後極權社會里的現狀: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儀,只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
意 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借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 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里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像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無權者的權力》(哈維爾)

意識形態的種類
意識形態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有政治的、社會的、知識論的、倫理的等等。(可參見政治光譜)

政治意識形態
在 社會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組用來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並且提供了某些社會秩序的藍圖。政治意識形態大量關注如何劃分權力,以及這些權力 應該被運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說,20世紀中最具有影響力與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一就是共產主義,它是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為其基礎。其他的例 子有: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企業自由主義(corporate liberalism)、基督教民主主義(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納粹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系統意識形態」(systematic ideology)是指將意識型態當作意識形態來進行研究(而非研究個別的意識形態)。(參見條目資本主義。)
意識形態受歡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 受到道德事業家(moral entrepreneur)的影響,他們常常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動。政治意識形態是指提出某種政治與文化計畫作為參考的社會運動、機構、階級或大團體, 他們的整體觀念、原則、教條、迷思或符號。它也可以是通常用來界定某個政黨及其政策的一整個政治思想結構。
通常是某些道德觀形塑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意識形態出現的原因
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指出,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因迷失方向而產生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 。

日常社會中的意識形態
每 個社會都有意識形態,作為形成「大眾想法」或共識的基礎,而社會中大多數的人通常都看不見它。佔有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以一種「中立」的姿態呈現,而所有其 他與這個標準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常常被視為極端,不論到底真實的情況為何。哲學家福柯就曾經寫過關於意識形態中立性的這種觀念。
努力追求權力的組織會去影響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將它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政治組織(包括政府)與其他團體(比如說在議會外遊說通過議案的團體)試圖透過傳播他們的意見來影響民眾,這也是為何社會中的許多人通常看起來都有「類似的想法」(think alike)。
當 社會中絕大部分的人對於某些事情的想法都很類似,甚至忘記了目前的事務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這就變成了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說的霸權(Hegemony)。關於團體迷思(groupthink)這種規模小很多的概念,也有部份要歸功於他的著作。
現代語言學家在研究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機制時,這種「類似的想法」被認為就是透過這種機制傳達出去的。

特殊利益集團(互動百科)
取自:互動百科
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水平,而作為侵害公共利益、損害社會和的“特殊利益集團”也正式進入高層警惕的視野。

特殊利益集團 - 概述
所謂“特殊利益集團”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經濟利益、社會背景的團體和個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結成同盟。

特殊利益集團 - 主要特點
一般情況下“特殊利益集團”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壟斷性,那就是幾個托拉斯集團壟斷一個行業,左右市場價格。
二是排他性,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掠奪和損害別人特別是廣大百姓的利益。
三是狹隘性,過分強調自身利益,為了實現自身利益不惜破壞公平正義、社會和諧。

特殊利益集團 - 主要形式
具體而言,特殊利益集團在轉型期的中國表現有以下三種形式:以公謀公、以公謀私、官商勾結。
“以公謀公”型特殊利益集團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機構中的部門利益問題日益突出。在決策或履行職能過程中,有些部門過多從本部門利益出發,過於強調、維護與謀取本部門利益,影響了決策的戰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損害了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增添了國家經濟及政治風險。
可以說,這種所謂的“部門利益”恰當地刻畫了“以公謀公”型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性:第一,部門利益最大化;第二,部門利益法定化;第三,部門利益國家化;第四,部門利益國際化。
“市 場化”背景下的“部門四化”及由此催生的“以公謀公”型“特殊利益集團”,究其所形成本質成因,關鍵在於包括政府職能轉型、法制政府建設、民主政治監督等 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及綜合配套改革的長期遲滯,致使國內經濟、文化、政治民主和社會四大層面的體制改革與市場化已經大致形成的經濟形態不能互相融合協調。
這種“以公謀公”型“特殊利益集團”披著加快市場化改革的外衣,扯著維護國家利益的大旗,看上去目的純正、行為正當,最具有欺騙性。近20年 來,在中國人大通過的法律中,由國務院各相關部門提交的法律提案占總量的75%~85%。此外,還有大量由行政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同樣具有法 律約束力。
最近幾年,中國的電力、交通、電信、能源等壟斷行業頗受公眾的不滿,因為它們長期盤踞公共資源高地並獨占利潤,把相當一部分應當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享受過高的收入和過高的福利。
這種“以公謀公”型的特殊利益集團危害是巨大的:研究顯示,各級政府部門每年收費總收入約為8000億元。若能夠規範清理收費,全國每年將增加60萬~80萬戶中小企業,可新增600萬~800萬個就業崗位。

“以公謀私”型特殊利益集團
在最近披露的腐敗大案顯示,目前權力家族化、權力圈子化日益明顯,而這種利用公權為家族、圈子謀取不法利益的現像正是“以公謀私”型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性。
權 力家族化、家族權力化,儼然成為時下官場腐敗的新動向新特點。同權力家族化相比,“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型的權力圈子化更具隱密性和欺騙性。曾經震驚 一時的以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為首的江蘇省貪官圈子集體落馬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平時接觸徐國健的人都對“徐部長從不收禮”的清廉有口皆 碑,而在包括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在內不超過五人的小圈子裡,徐國健卻從不掩飾自己的貪欲,僅憑答應幫助章俊元運作一個副省級干部候選人資格這一件事,就一 次性收受其賄賂200萬元。而就是這五個人的小圈子,掌管著600億元以上的總資產,占到江蘇省級國有資產的60%左右。在中央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的情況 下,圈外清、圈內貪的“圈子病”,已成為官場中值得警惕的一種特有現像。
權力家族化、權力圈子化等“以公謀私”型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性顯示,貪官們已不局限於做“衙內”的庇護傘,而是通過權力交易、權力置換等瞞天過海之法,與其權力家族、權力圈子進行利益交換,使腐敗同盟不斷擴大,官場執政生態不斷惡化,最終實現權力交換利益的共同腐敗。
這種“以公謀私”型特殊利益集團危害及其巨大,不但給反腐、監督工作帶來難度,更重要的是,這種腐敗同盟的存在影響著官場生態,並極易威脅到一個執政群體的抗腐免疫力。

“官商勾結”型特殊利益集團
為官者施政為民,為商者經營為利,二者本不相干。然而,在我國,“官商”現像卻由來已久,昔日胡雪岩的“大富大貴”令後代無數人趨之若鶩。在目前轉型期的中國,官商勾結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也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土地方面,據國家行政學院政研部主任竹立家教授指出,按照專家的估計,全國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100億以上,成為官員腐敗的一個重要通道。
醫藥衛生方面,據中央電視台2006年3月28日的“央視論壇”披露:國家商務部有關部門統計,僅全國藥品行業作為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7,72億元,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的16%,這還沒有包括醫療器械采購中的回扣情況。 特殊利益集團
稅收方面: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2005年曾撰文稱:近年來全國平均每年流失的稅收約在5700億---6800億元之間。
這 些數字的背後正是隱藏著無數個觸目驚心的“官商勾結”型特殊利益集團群體。這種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為“權貴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發酵和膨脹提供了空間,使 市場經濟控制在一部分利益集團的手中,成為他們攫取超額利潤的工具,而“權貴資本”僅僅依靠特權來達到資本的整合和聚集,並沒有給社會創造出來更多的財 富。
“官商勾結”型特殊利益集團何以形成?原因很簡單——相互利用。官員或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商人保駕護航,或為商人創造“商機”,以謀取回報; 商人則運用金錢或金錢替代物賄官,以謀取最大利潤。二者勾結的主要目的是謀取金錢、物質等利益,手段雖不同,而目標一致,故臭味相投也就可想而知了。
“官商勾結”型特殊利益集團危害極大:其一,腐蝕黨的肌體,損害政府形像,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其二,不利於企業的健康發展。依靠權力介入,損害別人利益,是不會長久的;其三,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無視公正和公平原則,剝奪普通百姓平等競爭的權利。[1]

特殊利益集團 - 形成過程
資 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會都是存在的,中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行政性資源配置不僅在國有經濟部門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近年來已 經出現向非國有部門滲透的跡像。社會資源的行政性配置“客觀上”存在著權力市場化的可能。從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 中的“尋租”,人們不難觀察到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像。近年來,在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股權融資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像依然沒有止步的跡像。
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拉大了,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原因歸咎於改革。
在 社會發生巨大變革過程中,發生思想觀念的分歧並不奇怪,利益主體多元化和思想觀念多樣化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問題在於,在利益平衡機制還很不健全和完善的 條件下,強勢利益集團往往占有甚至壟斷“表達”渠道。這種情況一旦左右現實發展方向,就會加劇社會利益關系的失衡,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特殊利益 集團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產物。首先,市場化帶來了高度的分化,其重要特征是各個社會群體掌握資源的程度不一樣,比如經濟財富差別懸殊,掌握的話語權也不一 樣等等。實際上,特殊利益集團也是強勢集團,他們往往擁有更多的錢和知識,通過錢買通權力、媒體、知識界,來為他們講話、辦事,滿足自己的利益,甚至損人 利己。這都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密切相關,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特殊利益集團。這在西方世界也很普遍,可是問題在於他們是否受到應有的約束,其他利 益集團可以將其制衡。
他們存在於三個領域,包括資本集團、知識集團和一些官僚集團,後者盡管沒有形成整體性的組織,但是有共同的利益。最嚴峻的 問題並不是當前存在幾個壟斷部門,最危險的是這些強勢集團聯手、勾結,我稱之為“精英聯盟”。這裡所謂精英是指他們對某一類資源占有的比例非常高,比如經 濟精英是指非常有錢的人。
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利益集團,是舊體制的“存量”侵入正在發育中的市場特別是要素市場,且繼續保持其支配地位而形 成的。這與漸進式改革在其攻堅階段長久未能取得實質的突破有關。舊體制的實質是以行政權力壟斷、管制經濟活動,當漸進改革使市場逐步發展起來,特別是要素 市場在基本架構和形式上初步建立起來以後,舊體制的壟斷、管制方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革,而是繼續發揮作用,以至行政性的特權、壟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 市場,控制著資源配置,並因此大量尋租。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現在主要就是這種尋租集團。
這既突出地存在於若干壟斷行業,也同樣突出地存在於不少 權力部門。市場經濟中,有些行業如自然壟斷行業,如果由國企來壟斷,是以為這樣就能避免一般的市場主體進來以後憑借壟斷地位追逐壟斷利潤,以至損害消費者 利益,降低社會福利,但現在的情況卻是這些行業的國企更有過之無不及地這樣干。而若干權力部門更是連制定政策法規的權力都拿來作為最大化謀取部門利益的工 具。諸如此類特殊利益集團現像的蔓延,使尋租盛行,腐敗叢生。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格格不入,越來越成為市場化改革的阻力和 破壞的力量,因為他們最希望保持乃至擴大既有的壟斷和特權。對於由此造成的重重問題和矛盾,有的人不知道是糊塗還是另有意圖,竟反過來歸咎於市場,南轅北 轍地主張進一步強化對市場的管制和壟斷。這種錯誤論調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一樣,都是市場化改革在攻堅階段的障礙。這些障礙當然是要破除的,否則建立並完 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就會半途而廢。
特殊利益集團主要是市場化不完善,加上政府壟斷和行政管制過頭,相關監督機制不完善的結果。利益集 團有兩類,一類是生產性的,一類是尋租性的。生產性的利益集團的存在往往有利於公共利益,尋租分利性的利益集團往往有利於狹隘的私人利益,而有損於公共利 益。前者是應該得到鼓勵的,後者則是要控制的。控制的方法之一是要給予生產性的利益集團足夠的活動余地,最後取代尋租性的利益集團。尋租性的利益集團目前 主要存在於金融領域,和項目審批財政撥款相關的領域、一些壟斷部門,還有一些壟斷性的公共服務部門如教育和衛生部門等。

特殊利益集團 - 主要危害
“特殊利益集團”一旦產生,必然要在政府部門及一些官員中尋找代理人,無論手段如何高明,花樣如何翻新,都離不開權錢交易、行賄受賄,最終把許多領導干部拉下水,使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嚴重破壞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
目 前,“特殊利益集團”不但在政治領域尋找代理人,還把觸角伸向學術領域,力圖在經濟理論上確定其地位。它在一些行業形成壟斷結盟後,市場由他們控制,價格 由他們左右,市場經濟規律失去作用,百姓沒有話語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核心的公平、公正原則失效。正像深圳大學教授黃衛平所說的:“最近幾年,中國的 電力、交通、電信、能源等壟斷行業頗受公眾的不滿,因為它們長期盤踞公共資源高地並獨占利潤,把相當一部分應當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享受過高的 收入和過高的福利。”

特殊利益集團 - 主要防範措施
中 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確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 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特殊利益集團”正是公平正義的攔路虎,是和諧社會的大敵。如果任其衍生和發展,那麼,它不但要滲透到經濟領域,而且要滲透 到政治領域。最終要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防範“特殊利益集團”的衍生,就要努力實現決策科學化、決策民主化,使制定出的公共政策與公眾利 益保持高度一致;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把市場該管的事徹底放給市場,把維護公平正義、公共服務建設、促進就業、維護物價穩定、搞好法制建設以及關注社會 底層和弱勢群體等作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堅決打破行業壟斷、部門壟斷,鼓勵公平競爭,鏟除滋生腐敗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土壤;堅決打擊商業賄賂,砸斷“權錢 交易”的鏈條。

國會改造是民主化必經歷程
取自:http://ts.yam.org.tw/ts_old/critical/cri1.htm 顧忠華 王業立 林繼文
近 來台灣選戰熱鬧滾滾,各政黨的超級助選員紛紛大打口水戰,幾乎完全淹沒了政策訴求。這種缺少政策辯論的現象由來以久,大眾雖然咸表不滿,但政治學者常無奈 地表示:這是因為台灣採取的選舉制度設計不良,導致各種「極端化」的言論在競選時期最為暢銷,也使得少數立法委員到了國會殿堂上作秀淩駕問政,甚至出現等 而下之的「貓鼠論」,讓國會的民意支持度每下愈況。簡單來說,國會無法充份發揮應有的功能,存在著種種制度性因素,如果不儘快進行改革,很難想像台灣的民 主水準能夠真正向上提昇。
不過,我們認為,「立委減半」或「立委減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手段。第一、如果把世界各國的人口數除以國會議員數,而求 得平均每位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數,即可發現台灣的國會議員數還低於世界的平均水準,所以我們贊成國會議員人數適度減少,但不必減半。第二,立法院之所以讓人 覺得和金權掛鉤,並非因為委員薪水過高,而是因為某些立委有透過立法權而圖利自己或特殊利益集團的動機和能力,而這些因素不會隨著立委減半或減薪而消失。
因 此,由澄社和其他民間團體組成的「改造國會行動聯盟」,除了提出「國會瘦身」的訴求外,更強調釜底抽薪之計,在於改變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目前我國所採取 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使競選者必以討好特定選民為最高策略,容易產生上述種種弊端。我們主張的改革可朝下列方向來努力:(一)最理想的改革, 是採取聯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讓選民一票投人、一票投黨,並以政黨得票來分配國會席次。此一制度不但較公平,也融合了區域代表制和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並可促進良性的政黨競爭。
(二)次佳方案是採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即讓區域席次與比例席次分開計算),但儘量提高比例代表的席次比重。若然,將可因為擴大了區域立委的當選票基而獲得「國會瘦身」的優點,但卻無國會議員過少之缺點。

立委選舉制度的改革,需要透過修憲的手段來完成。但完整的「國會改革」除了最重要的立委選制改革外, 尚應包括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委員會制度的改革、政黨協商制度的健全化、陽光法案的完整化等,而這些均只要依靠立法委員本身透過修法手段即可完成。為了讓 「國會改革」不致淪為只是選舉口號,負責任的政黨與立委候選人應針對下列幾項立即可著手進行的「國會改革」相關議題提出承諾,務必於最短期間內完成修法或 立法工作,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改革的契機與展示改革的決心。
在健全委員會制度方面,應在「專業化」、「資深制」及「強化政黨角色」的原則下,儘速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等相關法律及立法院內規,我們主張:
(一)立法委員參加各委員會,應依各政黨比例分配,廢除抽籤制,並提升各黨黨團在委員會組成上所扮演的功能。
(二)每一位立法委員參加委員會的數目,增加為二個,但禁止非委員會成員在委員會會議中登記發言。
(三)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改為一人,並由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指派資深或專業立委出任,並嚴格執行「利益迴避」原則。
(四)委員會對於法案之表決須有成員過半數出席,以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

而在黨團協商制度上,除了休會前已通過的提高黨團組成的門檻外,我們主張:
(一)黨團協商不能凌駕委員會。法案在委員會獲各黨共識者,無須送交政黨協商。法案付委審查後,除非經過嚴謹之決議程序,否則不得任意「中止委員會審查」,而將法案抽出進行朝野黨團協商或逕付二讀。
(二)黨團協商時,各黨團指派代表須貫徹利益迴避原則。
(三)黨團協商應儘量透明化。原審查委員會之專門委員應列席黨團協商,並將法案協商之立法原意一併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最後,應儘速完成「遊說法」、「政治捐獻法」等其他「陽光法案」的立法工作,並特別加強對立法委員個 人及所屬政黨相關的罰則,以健全議事運作並提升議事品質。另外,立法院也應主動公布各種立法資訊及各種統計數據,例如立委參與委員會與院會的出缺席記錄 等,以對選民負責並有利於輿論的監督。
「改造國會行動聯盟」的具體訴求,尚包括立委與總統任期一致,以減少選
舉次數,節省社會成本。我們 的信念是,不管以上方案是否能實現,台灣的民間部門都應該持續對改革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且進行選民的自我教育,幫助大眾了解民主真諦,方能累積共識,逐步 改進民主制度。當選民們發出改革的怒吼時,國會議員才可能真正依民意來改造國會,而不再視國會為追逐私利的「貓鼠俱樂部」。
(顧忠華為政大社會系教授,澄社社長;王業立為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澄社執委;林繼文為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澄社執委)
(刊於中國時報,2001/11/6)

大陸學者:特殊利益團體 腐化中共社會
取自:http://xinsheng.net/xs/articles/big5/2001/3/31/5529.html
【新 生3月31日訊】據中國時報報導,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在香港「大公報」撰文指出,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領域已經發生 了深刻的變革,當代中國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不過,由於中共特殊利益集團已成為社會的腫瘤,將使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建設受到嚴重挫折。
蕭功秦在其「中國轉型期體制與政治改革」文中說,中共目前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其原因有三:
一、不再是高度一元化。
二、打破了平均共產主義。
三、監督機制缺失引起彌漫性腐敗與無序化

蕭功秦指出,在社會領域與思想領域,當前中國出現了一些改革開放以前所沒有的新特點,例如中國知識界已經出現思想上的逐漸分化,有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老左派的原教旨主義等各種思潮。這 些思潮的存在與彼此互動,都反映了中國轉型期社會矛盾與困境的復雜性。自由主義對民主、個人自由啟蒙。新保守主義對發展過程中政治秩序起穩定作用。新左派 給予下層民眾中失利者關註與平等期待。這些不同的價值觀與理論,對於維系一個社會合理發展,相互之間的制約,平衡,均有其現實的正面功能。
不過,蕭功秦也同時指出,在改革的過程中,各種從政府機構分化出來的壟斷性特殊利益集團,憑借其在傳統結構中所擁有的資源優勢,正在惡性發展,導致彌漫性的腐敗,並已成為社會之瘤。

結果則可能出現兩種危機。
一種是由政治腐敗與極端的分利化,導致「失範型」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大批失業或隱性失業者,因不滿現狀而與某種以「民粹主義」理念為號召的激進政治力量相結合,形成一種對現存秩序直接沖擊的壓力,最終導致現存秩序的解體。

第二種危機是由於不存在自下而上的強大政治參與壓力,使現有的政治秩序並沒有解體,但是「軟政權化」與「分利集團化」的趨勢,卻形成一種與國家權威分庭抗禮的、彌漫於整個社會的離心力量,使政府的命令貫徹機制名存實亡,以致根本無力與尾大不掉的分利集團和犯罪集團進行鬥爭。
蕭功秦最後強調,無論那一種情況,分利集團惡性膨脹導致結果,都會使中國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民主建設受到嚴重的挫折。

利益團體(維基百科)
取自:維基百科
倡導團體也稱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是指具有相同利益並向社會或政府提出訴求,以爭取團體及其成員利益、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團體。
倡導團體是現代政治體系的重要特徵,蓬勃興起於二戰以後。

分類
倡導團體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團體和公共利益團體(public interest group)。
前 者關心的乃是成員的經濟利益,這類的團體皆為功能性的組合。他們成立的目的是旨在團結該階級或組織的力量來保障自身利益,並且為該階級或組織提供討論和交 流的平台。其中最主要的類型,是商人、勞工、農民組成的各種團體,諸如商會或工會,其次是各種專業人員所組成的團體,如醫療學會、教育人士協會等。
後者主要是爭取其成員非經濟性的共同理想,他們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爭取公共利益或透過成立利益團體來向大眾推廣其理想。英國學者稱這類團體為促創團體,以別於一般的經濟性利益團體。環保組織、爭取婦女權益及主張保障弱勢社群的組織均屬於公共利益團體。

左右政府決策的方法
與政黨的訴求目的是取得政權不同,一般而言,不同類型的利益團體會透過影響政府決策來保障其自身利益。
利益團體會以以下方法影響政府決策,如:
參與國家選舉,例如角逐立法機關的議席,以增加利益團體在政治上的權力及影響,以便討價還價。利益團體一般在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下可以爭取到更大利益. 在單一選區制下則因為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而無法形成相應比例的影響。
以說理方式遊說政府或立法機關(國會)議員支持他們所認同的法案或政策,甚至會使用政治獻金遊說。相反亦然。
爭取社會支持,如以遊行、請願或發起簽名運動等形式來引起公眾注意及向政府施壓。

影響力
以下為影響利益團體影響力的因素:
組織及動員能力
領導能力
公眾支持度
財政資源
社會地位
立法機關中的議席的多寡
與政府的關係;如與政府關係密切或與執政黨的政治理念接近者較易保障其利益

功能
代表及反映社會中不同階級的利益及意見
監察政府運作:部份利益團體在立法機關中擁有議席,有必要代表公眾監察政府的決策,如指出政府政策的流弊,並向政府施壓。
推動公民意識及教育公眾:利益團體會製造話題,以圖引起社會關注,並從中教育相關的知識
提高政府問責性
提供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推動民主及人權發展
促進社會多元化及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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